1998年:比化解危机更重要的,是焕新动力

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 2018-10-12 19:52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陈鹰

199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首由刚刚回归的香港和内地歌手联袂演绎的《相约98》令人耳目一新。3月的北京,“倒春寒”频频发力,春寒料峭中,人们在这首歌和缓婉转的旋律中开始了新的一年。但乍暖还寒的不止是气候,中国经济的体温骤然下降,着实令人难以把握。

危机

经济数据的异样在1997年末已现端倪:全年增长8.8%,明显低于上一年的9.7%,而通货膨胀率则从8.3%骤降至2.8%。“软着陆”不到一年,中国经济刚从两位数的高通胀中走出,眼看要转入平稳轨道,却又要面临“通缩”的风险。

有人把这一切全部归罪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持续深化。

1997年7月2日,泰国将固定汇率改为浮动汇率,引起货币大幅度贬值。随后,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等均大幅贬值,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3个月后,韩国金融危机骤起,韩元大幅贬值。11月初,日本三洋证券等一些金融机构先后倒闭,引发全球股市暴跌。

在这场来势凶猛的金融风暴中,我国政府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风暴来临之初,我国先后向泰国等国提供了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这对一个既有大量外汇储备,又有710亿美元外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确实难能可贵。1997年10月下旬,国际金融炒家猛攻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由于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至10月28日,香港股市跌破9000点。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逆势上扬,再上万点大关。

香港的坚强表现,得益于内地自1993年以来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治理经济过热,改善国际收支,成功地进行了宏观调控。彼时,国内经济状况良好,因此,乐观情绪也开始在经济领域中蔓延。

1998年2月,印尼金融风暴再起,并迅速演变成亚洲金融危机。由于预估不足,在始料未及的又一波冲击下,我国的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外贸由高增长变成了负增长。外贸乏力,内需的启动同样力不从心。当时我国人均收入只有700多美元,还处于中下收入水平的最低限,城市化率只有30%,农村收入和消费水平只相当于城市的1/3,居民储蓄率连续多年在30%上下浮动,鼓励消费、启动内需的政策往往一落地便“无影无踪”了。由此,我国经济从高热到平稳,随后开始急剧下滑。

坚守

内忧外困之际,继续前行的路径何在?

1998年3月5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刚刚履新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宣布了“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方针。“一个确保”,就是确保中国年经济增长达到8%,通货膨胀控制在3%之内,人民币不贬值。“三个到位”,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金融系统改革;大幅削减政府规模,把40个部委减为29个,人员减少一半。“五项改革”包括粮食流通体制、投融资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

“保8”遂成为一个经济时代开始的标志。

而此时,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冲出亚洲”,致使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拉美濒临金融危机边缘,美欧股市也随之剧烈震荡。曾有经济学家用4个特征概括这场金融危机:全球性、持续性、紧缩性和投机性,特别是持续性,在香港体现得淋漓尽致。1998年8月初,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跌至6600多点。孤立于风暴的中心,我国仍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国际炒家损失惨重,彻底打消了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鉴于外部经济环境渐趋平稳,我国又不失时机地在外汇管理、资本控制等方面进行调整,打击货币投机、稳定金融市场,迅速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年,我国的外汇储备超过1400亿美元。特别是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处于金融危机中的亚洲乃至世界金融市场发挥了重要的稳定锚作用,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姿态如此硬朗,确有资格自豪。但中国经济承受的压力,并不轻松。199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迅速下探至7%,为解决国内经济持续低迷、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失业率攀升等问题,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直接投资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投资、增加就业、带动消费。当年共发行国债4000亿元,加上配套资金,高达6000亿元。

大量的高速公路开始修建,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如今东部地区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网络,就是成型于这一时期。另据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资料显示,1998年以来,共安排国债资金480多亿元,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等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之强,覆盖范围之广,取得突破之大,实现效益之好,前所未有。

回望这一年,有人说,1998年注定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年份。如果说金融危机是人祸,那么1998年特大洪水则是天灾的考验。据水利部提供的资料,全国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这场洪水中受灾,农田成灾面积2.07亿亩,死亡4150人,倒塌房屋68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

而坚守家园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30余万部队官兵进入抗洪一线,800多万地方干部群众参与抗洪抢险。广大军民发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抵御了一次又一次洪水的袭击,保住了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也保卫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到9月,抗洪抢险救灾取得全面胜利。为做好灾后重建,在下达14.9亿元移民建镇资金的基础上,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再下达10亿元资金,保证大部分灾民在春节前住进新居。当年12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发《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现场办公会会议纪要》指出,1999年上半年将再下达10亿元,完成已确定的94万人的移民建镇任务。

去疴

1998年6月,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在会见朱镕基时说,“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是你们能不能继续坚持改革路线”。

鲁宾所说的“改革”,当时正在艰难进行中。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1997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之后,有12个省(区、市)为净亏损。从行业细分看,纺织、煤炭、有色、军工、建材为全行业亏损。

国资委原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邵宁在《国有企业改革实录》中写到,由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有企业已在竞争中处于明显下风。1997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亏损额达到831亿元,比1987年上升了12倍。

亏损的源头不仅来自市场。据国务院减负办1997年的调查,国有工业企业各种不合理负担在500~600亿元左右,占实现利税的20%,超过调查企业当年实现的利润额。政企不分成为国企亏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1998年1月13日上午,上海申新纺织第九厂的工人们把机器上凡是能拆的配件、锭子、梭子,都一一卸下、敲扁,随后,3000多名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全国压产改革的第一锤就此敲响。紧随其后,本溪、抚顺的煤矿全关了,辽宁的全部有色金属矿,除了一个铜矿外,也全部关闭。三年时间,煤炭行业总计压产4亿吨,钢铁、有色、军工也相继成为压产改革的重点行业,此外还包括建材、制糖、石化、电力等。从数据上来看,改革让当年国有企业的产值大幅度缩小,三年后缩减到20%。

企业大规模压产,工人们只能“下岗”。据统计,全国6659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三年时间共计下岗分流2600万人。这么多的剩余劳动力该何去何从?当年7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发《关于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1998年)》指出,今后三至五年,要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全国第三产业与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同步增长,有条件的地区争取快于经济增长,到2000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35%左右,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到30%左右,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和再就业,创造必要条件。

正如邵宁在书中所言,由于再就业工程谋划在先,财政补偿和社保体系建设成事于后,再加上以服务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承纳了一部分就业人口,因此整个社会经历的动荡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

国有企业忙于减产甩包袱,民营企业则获得了极快的发展。1998年10月,安徽籍打工妹张银峰的月工资达到了800元,靠着这份不低的收入,她的母亲在老家盖起了新瓦房。1993年,17岁的张银峰从安徽临泉县农村到河北一家民营纺织厂打工,从最脏最累的梳羊毛做起,月工资只有90元。凭着心灵手巧,她的岗位不断变化,工资也越来越高。1998年夏天,张银峰在技术比武中拿到了全厂最高奖,并当上了细纱车间的组长。回忆20年前的这段岁月,她说,1998年开春后接了几批“大活”,为赶工期,一天两班倒,“累是累了些,尤其上完夜班,倒头就能睡着。但是有活干,心里就踏实,而且工资连着往上涨,干得也带劲”。

谈及此事,原国家经贸委企业脱困办公室副主任周放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1998年中国经济经历的,正是一场彻彻底底的供给侧改革。”

在坚守与改革中,中国经济总体运行良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79553亿元,比上年增长7.8%。尽管与“保8”失之交臂,但再次进入了快车道,蓄势待发。特别是那些在“抓大放小”策略中被放掉的资源,呈现出了别样的色彩,以至于改变了中国经济未来的格局,并在多年后绘就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生动图景。

焕新

国企改革的同时,一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政府机构改革也拉开了帷幕。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重点是调整和撤消那些直接管理经济的专业部门,加强宏观调控和执法监管部门。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

此次机构改革后,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多出的“发展”两字,是这一年焕新的注脚。一位曾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人事司工作的老同志对这次改革记忆犹新。她说,全委当时有900多人,而精简后不到500人,精简比例达49.3%,近一半的人员都分流了:有的到企业,有的去了事业单位,还有的去上学,也有一些因身体原因提前退休了。“精简压力很大,但49.3%是硬性指标,谁也不能例外。因此改革进行得比较顺畅,到年底,精简任务就顺利完成了。”

至2003年6月,全国省级政府机构由平均55个减为40个,平均精简20%左右;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名,市县乡政府清退超编人员43万人,干部队伍结构更趋合理。

政府在精简,企业在压产,深处变革大潮中的中国,有底气和力量抵御内忧外患,农业这个“压仓石”功不可没。

农村改革二十年来,农业、农村不断发展壮大。1998年,尽管多地饱受洪灾影响,但我国粮食总产量10000多亿斤,达历史最高水平。当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从二十世纪末起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给农民“减负”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98年10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关于改造农村电网改革农电管理体制实现城乡同网同价的请示》,着力降低农村电价,实现城乡电网同网同价,减轻农民电费负担。

1998年还有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词——“房改”。当年3月29日,朱镕基总理答全国两会记者问时说,住房的建设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但是我们必须把现行的福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改革,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福利分房”时代终结。中国的住房就此走上了商品化的道路上,但政府的调控也始终在发力。当年9月,建设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出台《关于大力发展经济适用住房的若干意见》,大力实施安居工程;紧随其后,10月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发《关于加强房地产价格调控加快住房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对房地产的调控。

与此同时,外贸的开放,则将当时国内制造业面临的产能过剩转化成了产能不足:无数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的商品涌入世界各地,全世界第一次见识到了“made in China”的力量。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一些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国家衰退,这反而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开始了黄金发展的十年。一些省份,尤其东南沿海地区,外贸经济占GDP的比重连年提升,有些地方甚至高达80%以上。外贸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这一年,金融危机没有损害我们的经济命脉,洪水没有冲开我们的堤坝。这一年,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外贸、房地产消费和政府投资,逐渐成型,并发展壮大。尽管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但在当时的中国,这三大政策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2000年11月,国家经贸委宣布,国企三年脱困目标顺利完成。三年后的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此后的十年间,平均经济增速在10%以上。

责编:宋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