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评论员 季晓莉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即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美国是德国汽车重要出口市场，新关税政策将使德国汽车生产每年增加约25亿欧元成本。同时，德国车企在欧盟其他国家生产并出口至美国的车辆也将面临额外税负。尽管美方关税威胁针对欧盟整体，但实质上将主要冲击德国汽车工业，甚至可被视为对德国的经济施压。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分析，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此举将对德国本已疲弱的增长动能造成实质性冲击。如果欧盟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并引发新一轮贸易战，德国经济2026年存在陷入衰退的风险。
虽然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不能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大规模关税，强调重大贸易措施需要国会明确授权，然而，美国行政当局还有其他替代法律工具。一是《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该条款允许总统在不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临时征收最高15%的关税，期限为150天。这是特朗普此前宣布“全球关税”的法律基础。二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关税。2025年7月美欧达成协议前，美国正是依据该条款对欧盟汽车征收了25%的关税，随后降至15%。此次提高至25%，从法律角度看，属于“恢复”而非“新设”关税。
美方将关税从15%提至25%，表面理由是“欧盟未遵守2025年7月的贸易协议”，该协议目前处于“悬置”状态。
根据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将对美增加6000亿美元投资及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等。欧洲议会因美方威胁吞并格陵兰岛及最高法院裁决等因素，延迟了协议批准，直至今年3月才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特朗普以此为由指责欧盟违约，但欧盟坚称正在“按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双方对“履约”的认知存在根本分歧。
但深层原因更为复杂。首先，美国从经贸施压角度直击德国经济支柱汽车工业。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美国是德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之一。其次，美国进行安全施压，在宣布提高关税的同时，确认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并可能取消在德部署远程打击系统的计划。最后，美国还通过外交施压，此前德国总理默茨批评美国在中东“缺乏战略”，特朗普公开指责默茨“不了解情况”，关税被普遍视为对德国立场的“报复性”回应。
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直言：“这些关税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经济理由。这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针对的是德国。”
正如多方分析指出，关税与撤军两大政策在时间节点上的叠加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跨大西洋关系出现结构性变化的集中体现——美国正以“利益优先”取代传统的“同盟协调”，通过多种工具对盟友施加影响。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明确表示，将“按计划推进”25%关税方案，并称这是“整体协议的一部分”而非单纯的谈判筹码。这意味着关税短期内难以逆转。
欧盟委员会已表示将“保留一切选项”以保护自身利益。反制措施可能包括对特定美国商品，如农产品、摩托车、威士忌等加征报复性关税，对美国科技企业征税，暂停或重启其他领域的对美合作。但德国经济短期承压明显，大众、保时捷、奥迪等依赖欧洲本土生产出口的品牌将首当其冲。
特朗普在宣布关税时明确表示，“如果在美国设厂生产，则不会被征收任何关税”。这将加速欧洲车企的“在美国生产”战略——宝马、奔驰已在美国拥有较大规模生产基地，而保时捷、奥迪可能被迫跟进。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德国本土汽车产能的外迁。
美国或以“安全承诺”为筹码，要求欧洲在经贸谈判中让步。但这也可能反向刺激欧洲加速“战略自主”进程。
看来，过去以稳定合作为主的跨大西洋模式，正转向更加复杂、多变且更具博弈性的结构。关税、安全、能源依赖等多重议题交织，欧洲的议价空间受到挤压。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明确表示欧洲“不应受到任何一方施压”。然而，欧洲短期内无法摆脱对美安全依赖，在能源领域也形成了新的依赖关系。如果未来关税长期化且欧洲无法有效反制，德国汽车产业面临的不只是利润压缩，更可能是生产链的持续外移。在电动化转型、成本上升、全球需求放缓的多重压力下，德国汽车工业的全球竞争力可能受到结构性削弱。
因此，未来美欧关系的核心特征将是高度的不确定性与持续的结构性博弈，而非短期的贸易战升级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