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网讯  12月2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0期）于线上举行。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央行数字货币的全球趋势与政策启示”。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宋科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首先，报告指出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两个核心特性是法定性和数字性，并不限制具体发行方式和所用技术。自2008年比特币的概念被提出后，关于数字货币的讨论主要分为三轮，第一轮是关于比特币能否成为新一代法定货币，第二轮是Libra推出后关于超主权货币的讨论，是否有可能出现eSDR功能货币，第三轮是当前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讨论。就概念界定而言，可将数字货币按照三个维度来进行划分，即是否以数字化形式存在、是否由央行发行、是否使用区块链、密码学等技术。其中，央行数字货币的主要特征为：一是数字性，二是由央行发行，但并不限制所用技术。

国际清算银行（BIS）运用“货币之花”图形对央行数字货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国际清算银行从发行人（中央银行或非中央银行）、货币形态（数字或实物）、广泛接受性（广泛或受限）及实现技术（基于账户或基于代币）四个维度将央行数字货币划分为三种类型，包括基于代币的批发型CBDC、基于代币的零售型CBDC、基于账户的零售型CBDC，这是目前受到广泛认可的定义和划分方式。

其次，报告分析了央行数字货币的全球趋势。各国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动机各不相同，主要可以划分为四类。第一，抵制别国经济制裁，争取货币主权，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第二，提升支付效率，改善现有交易体系，特别是随着第三方支付冲击现有金融基础设施和支付体系，各国央行加快研究央行数字货币。第三，维护中央银行地位，应对货币形态变化。从货币形态的演进来看，从早期的金属货币、纸币等实物货币到现在的数字货币特别是央行数字货币，技术进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客观需求在货币形态的演进中也至关主要，很多货币形态首先在民间产生，然后才为官方所采用。比如，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于1023年在中国民间诞生，此后随着官方发行了“官交子”，纸币才逐渐进入了国家信用体系。当然这一过程也隐藏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印刷术和造纸术的技术进步。当前央行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民间数字货币对于央行地位甚至央行货币的冲击，才开始对央行数字货币进行研究和试点。第四，增强政府对金融的监管，维护金融稳定。

目前各国在发行和试点央行数字货币的过程中主要形成了三点基本共识。第一，明确的中心化组织，以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第二，价格相对平稳，这关乎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比特币之所以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承担法定货币的职能，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价值极不稳定。第三，在技术层面保持技术中性，可以采用分布式记账，也可以采用二元账户体系等传统银行账户体系。当前分布式记账方式在高并发方面仍旧无法完全承担零售层面的交易需求。从适用场景和面向对象来看，央行数字货币主要分为批发型和零售型两种。批发型CBDC更多像是金融机构进行结算的新型金融基础设施，零售型CBDC主要解决现金数字化问题，可以理解为数字化的中央银行负债，其典型结构包括中心化架构、分布式数据库两大类。

从央行数字货币全球进展来看，2020年10月，BIS等发布《央行数字货币：基本原理和核心特征》报告，报告显示，目前全球80%的中央银行参与了对CBDC的研究，其中一半的中央银行同时关注了零售型和批发型两个方面。全球40%的中央银行已经从概念研究发展到试点或概念验证，10%的中央银行已经开始试点运行。BIS（2020）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7月中旬，至少有36家中央银行发布了零售型或批发型CBDC较为具体的工作，基于现金数字化开发的零售型CBDC占比更大、发展进程也更快，其中委内瑞拉石油币、瑞典电子克朗（e-krona）、新加坡Ubin项目、数字美元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委内瑞拉石油币是在国际石油价格暴跌和美国制裁使其本国GDP萎缩并面临恶性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推出的，但并不成功，这主要是因为基础设施不到位、严重的技术问题以及国家信用问题，最终导致了石油币剧烈的单边上涨。瑞典等北欧国家在无现金或少现金推进中发展较快，现金仅占瑞典消费额的2%，无现金化程度较高，在此背景下，瑞典电子克朗的发行主要是基于对M0的替代，开发需求较大，并于2020年2月开始测试。新加坡Ubin项目是典型的批发型CBDC，主要是将分布式账本技术应用于银行间市场，以提升结算效率，目前已进行了SGD数字化、国内银行间结算、基于DLT的DvP结算流程、跨境结算支付、生态系统协作等五个阶段，进展较快。数字美元由数字美元基金会和埃森哲共同发起，以创造出一种代币化的数字美元，目前主要由民间来开发，美联储还没有计划在短期内推出央行数字货币，但相关研究也在进行当中。

从中国数字人民币的进展来看，自2014年央行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以来，在相当一段时间进展有限，今年以来数字人民币发展提速。随着新冠疫情推动了非接触式金融的发展，支付中对现金替代的重要性凸显，数字人民币迅速进入试点阶段。数字人民币属于典型的零售型CBDC，零售型CBDC分为直接CBDC、混合CBDC、中间CBDC、间接或合成CBDC，数字人民币主要是混合CBDC。在架构选择方面，数字人民币主要是央行直接负债，中介机构负责零售支付，中央银行保留所有交易的中央账本。在技术选择方面，数字人民币是技术中性的，传统基础设施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均有。另外，数字人民币是“账户松耦合”，央行采用基于代币、半账户和账户的混合支付工具。对于小额交易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匿名，对大额交易要求实名验证，而匿名性命题可以改变对现金的使用逻辑。

数字人民币还具有四个典型特征。第一，替代M0。在一个简易的二元体系结构中，从货币当局、其他存款性公司、社会公众的资产负债表来看，2020年11月的货币发行是8.7万亿元，而存款性公司的库存现金只有5290亿元，这一指标在今年央行大规模发行数字货币之后快速下降，数字人民币替代的是部分现金。从发行渠道来说，货币发行等于M0和库存现金之和，数字人民币就是基于这种层次来替代的。数字人民币替代M0有多种原因，包括纸币成本高、匿名性强、便捷性不足以及存在洗钱、恐怖融资等风险。在数字化时代，数字人民币、央行数字货币确实是一个主要的发展趋势。第二，双层投放模式。与传统现金的双层投放模式相比，数字人民币的双层投放模式的重要不同就是在商业银行体系和央行之间要缴纳100%的准备金。第三，可控匿名。现金是一种零息匿名的负债方式，目前央行数字货币无法完全复制其匿名性，但这也是央行数字货币的主要替代逻辑之一，就是要打掉匿名性。从现在的设计来讲，数字人民币就是一种可控匿名，目前在小额支付中可以匿名使用，但需要运营机构传输所有数据，也就是说，在央行层面取消了匿名性。这种基于不同层次交易量的需求对应的KYC等级和对应的匿名性的要求，最终导致了数字货币的匿名性相对是消失掉的。就数字人民币与现金的对比来看，数字人民币在匿名性和独立性上弱于现金，独立性是因为现金不需要任何中介设备，而匿名性是较为重要的问题，这会改变现金需求的基本逻辑。第四，与第三方支付的差异。最近央行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指出，微信、支付宝是金融基础设施，是钱包，而数字人民币是支付工具，是钱包的内容。这里存在本质区别。在货币层级方面，数字人民币主要是M0，第三方支付是M2-M0的部分，当然未来若第三方支付中包含了央行数字货币，它也可以进行M0的转移。在场景推动方面，第三方支付与场景结合十分密切，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存在一定挑战。从今年4月份开始，央行和主要商业银行在很多地区的购物、餐饮、娱乐、出行和政务等场景中对数字人民币进行了大量的推广，这相当于早期互联网金融的渠道革命阶段，在支付入口打开以后，数字人民币对金融场景的占有率将会提升，并将在此基础上推出金融或准金融业务，而深度参与这一过程的银行的竞争力也将得到有效提升。

最后，报告提出了针对于央行数字货币的政策启示。

第一，央行数字货币与现金需求的关系。

（1）现金（货币）需求的影响因素方面，以往的货币需求理论，如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平方根模型”、“立方根模型”、弗里德曼“新货币数量论”等，主要研究了收入、利率对于货币需求的影响，但如果我们从现金需求的角度看，则存在着两个重要的问题，即“一个4%”和“两个80%”的问题。“一个4%”问题指的是现金在广义货币量中的占比长期不足4%，在传统的货币金融分析中常常被忽略，近年来随着负利率政策需求的上升，以及对于金融安全的过度关注，这一问题开始得到更多重视。“两个80%”问题指的是，当前的现金80%以上以大额纸币的形式存在，另外从欧洲央行和美联储的调研数据可以看出，消费者持有现金量（用于日常支付消费）大约仅占全部现金量的5%-10%，也就是说80%以上的现金量都并非用于日常支付交易，可能很多用于地下经济活动，尤其是避税、腐败、非法移民和恐怖融资等非法地下经济活动。Rogoff对此进行了长期研究，在多年前他就提出所谓的Rogoff方案，即取消大面额纸币，保额小额纸币。央行的数字货币为Rogoff方案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因为从现在来看，小额交易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匿名，大额交易在打掉匿名性后相当于取消了大额纸币。

（2）关于移动支付是否存在对于现金需求的替代作用，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自1978年以来我国M0一直保持增长，即便是自2011年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加速发展以来，M0仍然保持长期上升趋势。从更为广泛的国际经验来看，银行卡、移动支付、虚拟货币的发展也不影响M0的增长趋势，这说明现金需求不仅来源于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自2011年移动支付加速发展以来，M0总量维持增长，但增速出现下降趋势，M0同比增速由2011年15%左右下降到2019年的5%左右，可以说基于小额支付场景的移动支付对于现金形成一定程度的增量而非总量替代。为了验证现金需求与移动支付之间的替代关系，我们研究了来自于农村地区的近一万份微观数据。之所以选择农村地区，是因为农村地区现金需求以日常消费支付为主，地下经济对现金需求的干扰和影响相对较少。研究结果发现，移动支付对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现金需求有明显的替代作用，而且在金融科技发展程度越高的区域，替代效应会越强。

（3）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出现了一次特殊的“现金挤兑”。由于流通中纸币携带大量微生物，有可能会成为流行病的传播媒介，因此国家提倡非接触式金融活动，所有的交易活动尽可能线上化，按照正常逻辑来将现金需求应该会出现下降。然而统计数据表明，M0月度同比增长率在今年3月-11月份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在10%以上，最高达到11.1%，远远超过了上一年5%左右的水平，且在3月份-9月份都超过了M2月度同比增长率。以此同时，商业银行库存现金却在快速减少，由1月份的7908亿元下降至10月份的5321亿元，这表明今年以来商业银行提现压力较大。那么这次特殊的“现金挤兑”是否与央行数字货币在今年的加速推进有关呢？我们提出一种猜想，这次“现金挤兑”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央行数字货币对于匿名性消失或对于匿名性需求的预防性的提前反应。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在中国知网搜索“DCEP”、“央行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和“数字人民币”等关键词得到央行数字货币发文量数据，去掉1-2月的极端值后，将其与M0同比增速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二者的拟合优度非常高。同样的，我们把央行数字货币百度搜索指数与M0增速进行对比，发现二者相关度接近80%。当然，作为一种猜想，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验证。综合来看，如果我们从现金需求的角度来看央行数字货币，它又是另外一种逻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第二，央行数字货币与现金供给的关系。央行最近也有表态，在可预见的将来,数字人民币和纸钞将长期并存，在这种情况下二者之间在供给层面的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我们假设经济体中所有存款都是活期存款，由于央行数字货币替代M0，在引入央行数字货币后，货币乘数会发生变化。在存款准备金率不变的情况下，现金漏损率（现金存款比）越大，货币乘数越小，反之货币乘数越大。央行数字货币对现金存款比的影响一方面体现为央行数字货币发行/计划发行导致现金提取量增加，比如今年中国M0的异常增长，另一方面是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导致银行存款大量兑换为央行数字货币，即央行数字货币对银行存款的“挤出效应”，当然这种兑换还会影响到超准的比例、定期和活期的比例等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这里涉及到货币创造的问题，是宏观和微观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对比较复杂。为了缓解、防范上述两种情况对商业银行的冲击，核心措施应当是限制银行存款向现金或央行数字货币的转换，包括设置限额和提高成本等方式，具体措施有管控央行数字货币的大额持有、对银行存款向央行数字货币每日转账施加限额、对限额以上的央行数字货币不支付利息或收取管理费、对可能接近现金存储成本的异常大额余额征收费用等。

第三，数字人民币为实施负利率政策创造了空间。在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全球经济体都在寻求新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其中负利率政策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在现有的双层运营体系下，负利率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中央银行对银行的准备金收费，第二层是银行对存款和现金收费，其核心是第一层，但从现有研究和实践来看效果并不明显。为什么负利率对中央银行具有吸引力？针对这一问题，早在大萧条时期，凯恩斯、费雪等就提出：政府如果能够对公众持有的现金支付一个负收益，那么扩张性货币政策将能够把世界经济从衰退中拉出来，这样可以解决流动性陷阱和 “零下界”问题。Rogoff也提到，他的取消大额现金的方案是有利于负利率政策实施的，因为正是法定纸币的存在及其被广泛接受，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零利率下限的约束，而如果大额现金被完全取消掉，那么存款向小额现金转移的可能性就很低了。所以，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与Rogoff方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此外，全球包括我国在发展央行数字货币的过程中都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央行数字货币对金融稳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针对这一点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